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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局正在讨论的方案是，在未来十年发行40万亿元人民币（合6.4万亿美元）市政债券，为城镇化计划提供资金。

城市越建越大，房屋越建越远，郊区的房屋低价拉低了整体的销售均价。第三，房价确实主要是近年才开始飙升，并成为社会焦点。

可知道中国城乡储蓄25年间累计增长了多少倍？129倍。所以这个房价本身应该是没有虚假成分。最初中国开发的商品住宅是专供有海外关系、个体老板等极少数高收入阶层的奢侈品，与近乎免费住公房、不用自己买房的普通居民无关。但这里的均价是用商品住宅销售总额除以商品住宅面积而得出的，而不是所谓国家统计局曾经闹出2009年房价增幅1.5%笑话的大中城市房价指数，商品住宅的销售总额和销售面积很难作假，一是事关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，国家统计局没有动机作假，二是容易用各省区各城市的分数据以及建材、钢材、水泥消耗等其他数据来相互验证，很难作假。这几年也是社会公众感受房价涨幅最明显，对房价意见最大的几年。

一名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就日日节衣缩食，每月存储50元，已是极限，100年才能买上两居室。如果用纯市场化房价来对比，房价增幅更是大大高于收入增幅。中央政府自 1980 年代初期以来的各个五年计划或规划，都重申实行控制大城市规模，发展卫星城市，中、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战略。

有人说，房地产业绑架了城市化，并不过分。北京的开发强度接近 48%。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扩大城市占地面积，表现为房地产业扩张。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。

开发强度过高，说明在一定空间内集聚的经济和人口规模过大，同时意味着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的相对减少，意味着提供农产品和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在减弱。可以肯定地说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，中国城市化和城镇化将全面遭遇因为资本、空间、生态和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极限的挑战，不能够克服和超越这些极限，关于城镇化的经济潜力之说，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。

各级政府不仅需要向农民提供物质生活条件、就业环境和就业机会，还有基本的社会保障。在没有消亡的村落中，还有很高比例的空心村，即所谓的产业空、青年空、住房空、乡村干部空。不仅如此，大都市和城市群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正在形成。同时，城市的水资源品质因为水污染蔓延而恶化。

城市开发强度是指一个区域当中的城市占有空间的比重。从个别城市化地区看，开发强度已经过高。根据另一个统计口径：中国从十年前的 360 万个村落，减少到现在的 270 万个，也就是说，在过去十年间，每天消失 80 至 100 个村落。中国山地和高原占国土面积的60%，平原面积低于 40%，适宜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的面积大约在180 万平方公里左右，扣掉必须保护的耕地和已有的城市用地，中国今后能够进行城镇化和工业化开发的面积不过是 27 万平方公里，不到全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 3%。

第四，城市开发强度正在逼近极限。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之后，政府、学界和媒体，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寄托于城镇化，并且形成了舆论热潮。

但是，自 1990 年代以来，中国城市的水资源供需矛盾不断升级，缺水范围扩大，缺水程度加深。水资源是城市产生和发展最为基本的条件。

这样的城市化，不是缓和区域发展的不均衡，而是拉大区域经济的失衡。但改革攻坚的前提是对中国国情有基本和清醒的认识。这种农民工失业群体将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原因：第一，城市的扩张和小城镇空间的丧失。如果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新的一轮城镇化，无疑是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重复过去二十年城市化的模式，形成一次波及穷乡僻壤的城镇化运动。本文是第六个关键问题──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。

如此下去，不仅是农业用地还在不断被侵蚀，流失和破碎化，而且是农村的空间急遽减少，农村继续凋敝、衰落、消亡。（本文作者朱嘉明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。

所有这些事实，反应在相关的统计上，就是城市数目持续增加，而镇的数目相应减少。华尔街日报） 进入 朱嘉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中国国情 城市化 城镇化 。

城市化进程既是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，也是生态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。在表面上中国的城市化似乎与世界的城市化历史，特别是大都市化和城市集群化相一致，但是，就其土地成本、资本来源、政府作用、形成方式和机制，以及受益者等方面都与世界城市化的内涵有很大的不同。

所有这些，说明城市化的生态系统也在逼近极限。2012 年 2 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提供了一组资料：在 1990 年到 2010 年的 20 年间，中国的行政村数量，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，从 100 多万个锐减到 64 万多个。第三，城市化难以持续地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。会有这样的时候，当城市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过去，城市不能继续为农民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，农民工又难以在城市自主就业，而原本的家园已经消失或者衰败，重新成为农民不再可能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会成为流动型失业人口，数倍于城镇的失业人口。

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，在各地大城市扩张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，中等城市个数与人口规模也在增加和扩大。中国的真实情况是：城镇化和城市化已经不可分割，而城市化已经逼近极限。

而伦敦城市开发强度不过是 23.7%，东京城市开发强度最高也只有 29.4%。人们对于城市化的前景普遍抱乐观态度。

在城市化过程中，形成了以房地产业为核心，包括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参加的利益集团，不断外推城市边界，刺激地域级差，共同分享因为城市化所形成的财富果实。城市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，农民缺少竞争优势。

编者按：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期间强调，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，要敢于啃硬骨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过去二、三十年的城市化，不是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，没有经历传统城市的自然发育和成长过程，而是政府人为推动的结果，更像城市化运动，有着显而易见的揠苗助长痕迹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中国城市化大跃进。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将陆续刊出维也纳大学朱嘉明新书《中国改革的歧路》中第三篇《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》的内容。

政府通过征用农民土地，缩减集体土地，扩大国有土地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，也没有超越经济周期规律。

这无疑是不足为信的理论。那时的经济周期，一般为期五年左右。

其次是工业内部结构问题，虽然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相对下降，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现增长，但是，工业结构总体水准仍处于较低层次，技术密集型产业仍未发挥主导作用。同时，这也是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期，生育率下降，并导致中国在 21 世纪过后不久快速进入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过程。